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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 谈傅雷的翻译-陈伟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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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翻译家,但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可以独树一帜的翻译大师却屈指可数,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可以说是其中之一。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重神似不重形似”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

  傅雷论翻译的文章只有《翻译经验点滴》和《〈高老头〉重译本序》两篇。另外,他在致友人的两封信里也阐述过对翻译的见解。特别是致罗新璋的信,篇幅不大,却言简意赅,相当精彩。其中“重神似不重形似;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一句,似可看作傅译的座右铭。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多好!……

  傅雷对“神似”作了如下注脚:“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况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东方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e殊难彼此融洽交流。”“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译文是让中国人看的,故必须是“纯粹之中文”。当中文不足以传达原著的信息时,傅雷主张在翻译中“采用西洋长句”,“创造中国语言,加多句法变化”。现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式及修辞法,其中许多是受外语影响的结果。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许先生是这样译的:

  “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啊!多大的痛苦!……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

  从文字上说,傅雷力求达到“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法文略)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因此,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枪,……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都已带全,……。(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这一节,巴尔扎克连用六个emporta作艺术渲染。此种修辞法能强调、突出文章某一内容。原文中的修辞手段,如果直译,在译文中也能收到同样的修辞效果,翻译时当尽量照搬。要是直译收不到同样效果,甚至使译文糟糕得读来不顺口了,就得改换译法。巴尔扎克这段文字直译成中文,看来行不通。傅雷另辟蹊径,略去了四个人称代词“il”(他);“emporta”(带来了)也多用不同译法,其中有一个干脆不译,与上文“还有风行的各式硬领……最讲究的内衣”一句一气呵成,把原著的神韵再现了出来。

  “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鲁迅语),是说翻译不能没字典,不能望文生义。但是,不顾作者遣词造句的用意,不顾文章的风格结构,光拣字典里现成的译法往译文里填塞,也不能解决问题。魏文帝曹丕说:“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翻译也是如此。“意”即内容,意思;“气”即语气连贯、文字流畅、结构严密。译文不能舍本逐末,只偏重形式不注意内容,而应该主次分明,“以意为主”,用字遣词一定要顺理成章,照顾左邻右舍。请看傅译两例:

  A cette nouvelle,il (Zadig)tomba sans conscience;sa douleur le mit
au bord du tombeau.

  一听这消息,查弟格当场昏倒,痛苦得死去活来。

  —Etes-vous sujet a cette cruelle maladie?—Elle me met quelquefois au
bord du tombeau,…

  “这种痛苦的病,你可是常发的?”
“有时候几乎把我命都送掉;……”(伏尔泰:《查弟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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