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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人大代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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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星期一起接连开了五天上海市政协第二次全体大会。所有的会议,连小组讨论,我都参加了。原有委员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请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会场在中苏大厦的“友谊电影院”。会议非常紧张热烈。报名发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于时间,实际发言的仅69
人,其余都改成了书面发言。我提了一项议案(大会总共收到的议案不过25
件),一份书面发言。我原打算只提书面的;二月初的扩大会议上我已讲过两次话,这一回理当让别人登台。小组会上大家提的意见不少,大会发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个旧国民党军人(军长阶级)樊崧甫说得声泪俱下;周碧珍报告参加我国民间艺术团今春访问澳门演出的情况,港澳两处的侨胞的热烈反应,真是太动人了。我禁不住在会场上流了泪。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这样的激动,近几年来只在听某些音乐时才会有。当然也有许多八股,拉拉扯扯占了一二十分钟时间,全是自我检讨,左一个保证,右一个决心的空话。归国华侨、牧师、神甫,也都有发言。华侨的爱国情绪特别高,说话也很实在。有一个上海评弹(即说书)艺人,提的意见特别尖锐,他说:“我们要领导给我们干部,要强的干部;吃饭不管事的干部,我们不要,我们不是养老院……”这样的话,在这种场面的会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为之动容。……这样的民主精神是大可为国家庆贺的。可惜知识分子(此次邀请列席的以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勇气。会上对于和平解放台湾的问题,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论。大会主要讨论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拟订的《1956—1957
年知识分子工作纲要草案》,里面对于今后对上海知识分子的安排,有32
条具体规划:大致分为三大类:(一)改善党组织与现有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条件,以利于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潜力;(二)扩大和培养新生力量,开展学术研究和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马列主义学习加强领导与安排。第(一)项已经有一部分事情实行了:上海高级知识分子约有一万人,先照顾其中的3,000
人,例如调配房屋;使知识分子能有一间安静的书室,上海房管局已拨了500
所住房,陆续给一些居住条件特别坏而研究有成绩的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又分发恃种“治疗证”,可在指定医院当天预约,当天受到治疗:又分发“副食品(如鱼肉等)供应卡”,向指定的伙食供应站去买,不必排队等候。(这两种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现在如何重视知识分子。只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暂时只能从高级知识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开了半个月会,召集各机关、学校、团体的党团干部近万人学习这个政策,要他们接近知识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学习”,对研究工作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大会上发言的人一致表示为了报答党与政府的关怀与照顾,要加紧努力,在业务与思想改造各方面积极提高自己。这些消息你听了一定也很兴奋的。我很想以知识分子的身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来配合政府。改善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双方面的,决非片面的。所以我预备写一系列的短文,挖掘并分析知识分子的病根,来提高大家的觉悟,督促大家从实践上痛下功夫,要说到做到。本来我在文艺方面想写一些书评,最近看了二十几种作品,觉得还不能贸然动笔;作品所描写的大半是农村,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少数是关于工厂的;我自己对这些实际情况一无所知,光从作品上批评一通,一定是有隔阂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观察之后再写。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着有《中国人口发展史》、《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国古代的疆域变迁》等。
1977年,上海市准备恢复人代会。由于米不及先开基层的人代会,代表是由各区县通过酝酿提名,征求所在单位意见,再在一次临时召集的会议选举出来的。区领导或者知道我的情况,或者听过我的发言,马上想到了我。正好教育界已经提了两位小学的候选人,一位是老模范教师,一位是中年总支书记,都是中共党员、女性,就缺一位中学年轻男教师,最好是非党,我在哪方面都符合。于是我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顺利当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人大代表。
尽管我在1978年10月就离开中学和所在区,但这一届任期为五年,到1981年才结束。这几年正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和改革开放发轫阶段,市人代会也发生了显着变化。1977年底召开的第一次会议的模式几乎是“文革”期间大会的翻版,全体代表早早入场坐定。在乐曲声中,苏振华等领导登上主席台,全场起立鼓掌。在小组会上,市领导很少露面,偶尔到达,都有充分准备,记者的镜头早已对好,领导在发言后,照例表示因公务繁忙,立即离开。其他代表的发言大多照本宣读,在坚决拥护的表态后,工农代表多做忆苦思甜,干部代表少不了声讨“四人帮”罪行,知识分子代表在控诉之余,少不了歌颂英明领袖,掌声不断,甚至不时响起口号声。有位老劳模一直被当成典型,“文革”期间批林批孔时让她在大会发言,她怒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批邓时仍骂为“黑甲鱼”,到人代会上又批“四人帮”这批“黑甲鱼”。我们区代表分为两组,我所在一组除了我们三位中小学教师外,还有上海工学院的几位代表,干部、知识分子较多,每次讨论总嫌时间不够,不得不推迟散会。另一组大多是工农代表,掌声、口号声虽多,却经常提前结束。
开会期间每天由专线车接送,伙食丰盛,午间休息时有电影招待,每天晚上安排观赏戏剧、杂技、歌舞演出。会场内特设的商店货物充足,质优价廉,大多是外面需要凭票供应,或经常脱销的,像久违的大白兔奶糖、花生、生梨等,还有同样紧俏的书籍、邮票。我买了不少书,包括《现代汉语词典》,也买了一些商品孝敬父母。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但除了听报告,发言表态,鼓掌通过外,实在没有什么代表人民的内容。最后选举新的一届市革命委员会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的代表,也是完全等额,照单通过如仪。在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想不到一年后我成了他的研究生。有一位女性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也考入复旦大学研究生,成了我的同届同学。市外办主任李储文(后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现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市社联主席)与我同组,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得知我考上研究生,而他的儿子也成了研究生,使彼此间增加了一个共同的话题。
不过从第二次会议开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逐年发生变化。例如,领导人出场不再奏乐、全场起立鼓掌。晚上的演出改为内己购票,一般只安排一两次。记得有一年是看关肃霜的京剧,我买了票与列席会议的谭先生一起观看。随着市场供应的好转,会期的内部购物也只是提供便利了。市革命委员会撤销,恢复为市人民政府,由人代会选举正副市长。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开始强调审议,不再先表示坚决拥护,具体意见增加,有的还相当尖锐。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不限于大会期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全面展开,一些情况反映给我们这些代表。我尽力而为,总算解决了两件。一位住在长宁路的周某给谭其骧先生写信,他因冤案被判刑,现虽落实政策返回上海,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请全国人大代表转达要求。那时我已担任谭先生助手,就代他回信,并将材料整理好,让谭先生带到北京,交给全国人大。但会后仍杳无音讯,周某不断来信。到下次大会时,我与谭先生联名上书,又直接找市人大反映。周某也知道了我的身份,有的信直接写给我。大约经过两年间多次反映,终于收到周某来信,他被安排到一所大学工作。他要求与我们见面,当面致谢,我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觉得他恢复工作是理所当然,而且远远弥补不了他所受的损害,我既不忍听到他的感谢,更怕当面推辞不了他可能做出的表示。
另一位给我写信的是所在区一位中学教师,“文革”期间因邻里纠纷,被对方串通公检拘捕,长期没有平反。我虽已离开该区,但在公检法还有不少熟人,包括几位领导。有人劝我不要管此事,因为牵涉到某领导,当时就是他办的案。提了一年毫无结果,我直接找了区委书记,经他批示,让我与公安局、教育局领导直接讨论商谈。在这种场合与熟人见面颇为尴尬,我只得公事公办,据理力争,驳斥公安局的种种借口,最后达成一致,为这位教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多年后,我回母校作报告,结束时一位教师来见我,问我还记得他吗?原来他就是那位教师,后调人我的母校。校长向我介绍,他现在负责全校的电化教学,成绩突出。想起往事,我十分感慨,这样一位优秀教师的命运很可能就断送在“文革”之中,我曾经尽过代表的责任,自然感到欣慰。
“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资调整进行时,复旦大学的几百位研究生中有一大半是属于加工资的对象,但因为有的是在原单位拿工资的,有的已与原单位脱离关系,纷纷找我反映情况,要我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为此我开过几次座谈会,提出了确保在职或带薪研究生的权益的提案,以后又将政府的答复张贴在宿舍区。因此很多外系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市人大代表,王沪宁等见面时一直戏称我为“代表”。
人代会恢复议案制度时,大多数代表不知议案为何物,更不会写议案。我除了自己提出外,又增加了帮助其他代表写议案的任务,一般由他们告诉我具体要求,我整理为议案文本,然后交他们签字。我自己写的议案,也找合适的代表签名后递交。当时对议案没有严格规定,只要有人提,一般都立案。会后发下两厚本议案汇编,我提的数量名列前茅。其中一项要求电影院恢复学生场的议案被采纳后,《光明日报》还在头版作了报道。但有些牵涉范围稍广,或有实质性内容的议案往往无疾而终,或者仅仅得到圆滑有礼的答复。当学校出现竞选所在地区宝山县人大代表热潮时,也有几位研究生同学打出竞选旗号,有的还配上大幅漫画造势。看到有的竞选宣言中出现“改善教师待遇”等口号时,我不禁哑然失笑——复旦教师的待遇宝山县人代会管得了吗?这说明我这个市人大代表没有白当,至少我明白了哪些事哪一级人大代表能管,市人大代表该做什么。其实,只有在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时才会立竿见影。谭先生的家从复旦宿舍迁入淮海中路新居后,一直装不上电话,工作很不方便,学校出面反映了几次都没有解决。我在会期直接找了出席会议的市电信局局长,特别强调谭先生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记下了姓名地址。当晚我到谭先生家去,得知午后电信局已来人安装电话,立即开通。
五年后市人大换届,我早已脱离丁中学教师和这个区,自然不会连任,但这一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记忆。2000年我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次年大会期间,我正在南极考察。直到2001年初出席市政协大会时,我列席市人大开幕式,并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又回到了同一会场。想起22年前初次出席人代会的情景,不胜今昔之感。

  张治中在书面发言里,就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提出四点建议:(一)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二)从制度上求得保证;(三)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四)从加强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和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⑧

  ③19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另一段是讲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写得很长,经过后来的修改,只保留了几句话:“一个人或一个党,耳边如果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主要监督我们的是劳动人民和我们自己,并不是民主党派。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这几句话,在正式发表时又有所修改。)值得注意的是,原来还写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力量很大,怕的是没有人讲闲话,不怕天下大乱。这个天下是乱不了的。”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一种判断。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再次修改时,把这句话删去了。

  为进一步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准备材料,毛泽东于九月三日至十八日,先后到河北、湖北、浙江、江苏、上海,了解农村整社和农业生产情况。

  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他说:“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引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七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轮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⑨

  《正处》一文的修改,已接近尾声。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90-491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⑩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7月8日。

  第七节有少量补充,并恢复了关于人口问题的内容。

  谈到建设的两种方法时说:“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他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引起的。他又批评了反冒进,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他说要恢复这几样东西。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响应。全会重申了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基本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

  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四月十日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等开会,对《人民日报》这一时期的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谈话从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持续到下午五时十分。

  ⑨毛泽东召集八届三中全会各组组长会议时的谈话纪要,1957年10月7日。

  第八节,在讲“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地方,加上了两句话:“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加上了“他们要从各个方面首先是向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后来这句话又改为:“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到五月十五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召开过六次,每次半天。为照顾这些人士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座谈会都安排在下午。会上提出的意见,集中在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

  五月八日,座谈会的第一天。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陈铭枢、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等先后发言。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在章伯钧发言后,作了简短的补充。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反击右派的声势造起来以后,毛泽东一边召开不同范围的会议,研究情况,指导运动;一边继续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修改《正处》讲话稿。

  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的重点之一,论述比较充分,这次修改主要是文字性的,只在个别内容上作了一些补充。

  指示发出的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省部级党委(党组),对在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⑧

  第九节,对闹事问题作了比较周全的分析:“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人民是很守纪律的,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决不无故闹事。闹事的只是极少数无可忍耐或者未受教育的人们。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调整社会秩序,惩罚官僚主义。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对于这种人,我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严格的惩治。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有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批注:“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四、要吸收社外的人参加编辑工作,团结好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者。七、八版(理论、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有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半独立性质。

  六月六日下午,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的党外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卢郁文当众宣读了这封匿名信。他说:“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他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说:“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④毛泽东召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组长会议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7日。

  批语说:

  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要点。

  五月二十二日,第九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解决防止打击报复的问题。他说,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说,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他提出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的人士。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③罗隆基主张设立的这个机构,后来被简化称作“平反委员会”。

  五月底、六月初出现了高等院校跨地区串连、准备上街的迹象。六月六日,章伯钧在北京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形势。章伯钧等认为,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没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有责任要帮助党。①当时,还有人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说“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

  青岛会议分两段进行。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第八节在论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时,补充了两段话。

  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听取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缺点错误的批评意见,愿望是真诚的,方针是明确的,信心是充足的。

  中国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暴以后,又在酝酿着一场经济建设的大发动。

  千里波涛滚滚来,

  五月十一日,是座谈会的第四天。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民革副主席熊克武,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委员千家驹,致公党中央常务委员黄鼎臣,农工民主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逸棠,民革副主席蔡廷锴,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冯宾符,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黄药眠,在会上发了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李纯青作了书面发言。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在其位不能谋其政”和对党员干部的提拔任用方面,要求对党组领导和干部选拔制度作一些改进。致公党和台盟还对统战部提出批评,认为统战部对这两个党派重视不够。⑨

  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中有许多新的重要提法。指示要求“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指示还指出: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从整风鸣放以来,在中共中央的文件里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倾分子面目的问题。文件中虽然还没有使用右派进攻的提法,但把“右倾分子”、“反共分子”并提,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次的修改主要有:

  第一节增加了两段。

  又例如:“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⑤

  一、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政治,写按语,写社论,都要这样,如最高国务会议、宣传工作会议。

  五月九日和十日,毛泽东继续修改《正处》,改出了“自修稿第四次稿”。

  毛泽东把陈叔通、黄炎培的信连同他的批语,一并送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写道:“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并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①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谈话纪要,1957年9月19日。

  其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第一节加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第二节加了:“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第八节对“双百”方针的表述,改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带着重号的是新加的)第九节,在谈到闹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官僚主义的地方,加上了:“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第十二节,加上了肯定苏联经验的一段话:“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第六节“关于节约”,主要增加了关于企业规模问题的内容:“我们必须建设少数规模大的现代化机械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的工业强国。但是大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从小规模做起,逐步发展,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应当力求节约,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5月23日。

  全党整风运动的安排已大体就绪,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开始修改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稿。从这一天起,只要没有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地做这个工作。

  这次修改,时断时续,累计大约用了八个半天。

  文章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混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文章提出,在新闻问题上也要作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这个讨厌的东西,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64-270页。

  从半个月的情况来看,在整风鸣放中,一方面揭露出党政工作中大量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②毛泽东关于印发6月4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57年6月6日。

  内容方面的改动,集中在第一、第八两节。

  这次修改,把第十节的标题“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为“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样,全部十二节的标题就最后确定了下来。

  ③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整风鸣放的重要时刻公开发出的重要的政治信号。

  这时,毛泽东仍注意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努力争取他们。六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他在游泳池先后约费孝通、赵超构谈话。后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谈到争取知识分子的问题时说道:“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比如北京的费孝通,争取过来是有用的。”⑩

  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聚集一堂。他们的发言,是党外各种意见的一个集中反映。

  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已经进入高潮。各种意见在不同场合都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还刊登在报纸上,配以醒目的标题,更增强了批评的气氛和力度。这些批评意见,自然都是针对党在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的。这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是第一次。

  ⑤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853页。

  第五节,对七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进步,以及更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内容,扩充了篇幅,加重了分量。

  与这两个座谈会相比,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一是打招呼。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李维汉准备在会上讲话。据李维汉回忆:“六月三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⑤

  但是,对于公开鸣放中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他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使他感到震惊,从而对形势作出和原来不同的严重估计。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二、中央每一重要措施,报纸宣传都得有具体布置,看要写哪些评论、新闻和讨论文章。

  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言辞越来越激烈,一些意见越来越偏激。一些人批评的是“党委(党组)负责制”,谈的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实际上是要民主党派同中共“平起平坐”。一些报纸对一些偏激的意见又作了扩大性的报道。

  ①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六月一日,在几位“秀才”的参加下,毛泽东对《正处》作了一次较大改动,形成征求意见第六稿。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指示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说:“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对这次整风的对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了明确的界定,并规定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⑦

  ①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六月十六日,只作少量文字修改,为第九稿,注明“六月十六日定稿”。

  毛泽东把能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看作社会大变动后的新形势下,党的事业能不能向前推进的主要问题。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党内不少人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状况,四月十九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指示说:

  这以前,毛泽东已从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击准备。

  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这篇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上发生了重要变化。

  中共中央也加大了对整风运动的指导力度。从五月一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起,《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二日)、《同群众共甘苦》(五月三日)、《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五月七日)等,对全党整风和党外人士提意见,给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⑩1957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六月上旬,局势在急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击右派的斗争。

  从六月八日社论发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经过青岛会议对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和进一步部署,毛泽东认为,这个工作已经走上轨道,他又腾出手来抓农业。从八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准备。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个是整风问题,一个是农村问题。十八日、二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

  这次谈话过了三天,《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分析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基本特点,毛泽东读了,又批给胡乔木看。在批语中写道:“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标题有两处改动,第一节改为“关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四节改为“关于工商业者的改造”。

  会议期间,他找一些省市委书记谈话,把谈话要点归纳起来,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手稿,1957年8月1日。

  毛泽东分析党内的思想状况时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另一部分人是有教条主义思想的,还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后这一种人比较危险,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赞成民主,反对集中;反对对文化事业实行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说:“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毛泽东根据情况变化,对反倾向斗争提出的一个新的方针。在这以前,他批评的锋芒是针对教条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他继续修改《正处》讲话,有相当的影响。

  一段是关于这个方针提出的过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不是突然提出来的,酝酿了好几年。互相监督,早已是事实,已有七年了,不过从现在起应当做得更好些。长期共存的思想也已存在很久了。我记得在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含有长期共存这个意思的话,以后也说过。到去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这个口号就可以明确地提出来了。”

  ④四条指:一、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使之不闹;二、要闹,就让他闹;三、让他闹够;四、对闹事的头子不开除。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58、359页。

  第十节“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改动不多。

  六月九日凌晨,改出了征求意见第七稿,毛泽东把这一稿称作“六月八日修正稿”。这一稿的修改,仍然是他和几位“秀才”一起完成的。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指出:“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地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通知要求在经过“大鸣大放”,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①

  他还要求把陈、黄来信和他的批语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八大全体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把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围里谈开。他托付给邓小平去办,告诉他:“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

  ①指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是否连任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会上,除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②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陆定一、康生等也通报了一些情况。最后,刘少奇讲话。他说: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⑧

  ⑩毛泽东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手稿,1957年5月5日。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第四节,适当强调了工商业者必须加强思想改造。

  在六条政治标准后面,加了一段话,说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却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在发言中批评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①这四句话,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

  当时的情况,使一些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又一次波匈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

  第一节“关于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增加了关于民主和自由相互关系的论述:“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且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把另一个侧面给否定掉。在我们的社会里,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些道理,广大人民是完全懂得的。”还增加了一大段关于要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论述,这是毛泽东此次修改中的重要补充,提高了这篇文章的理论价值。

  关于农业,他特别强调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性,重申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他说:“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手稿,1957年6月8日。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5、286页。

  六月十九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全国其他主要报纸也都全文刊载。

  第五节“关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补充了三个内容。一是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二是强调团结知识分子,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三是提倡勤俭建国(这一节后来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过了二十四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五十年代末发生的反右派运动,作出正式结论。《决议》说:“这一年(指一九五七年。——引者注)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地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判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②

  铁马从容杀敌回。

  有的人提出:“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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