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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 第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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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c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①普罗科匹厄斯(约499——565),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医生这时已感到不耐烦。这样漫无边际地想下去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病例还不能称作瘟疫,做些预防工作就可以了。要注意已掌握的情况:昏睡和衰竭、眼睛发红、口腔污秽、头痛、腹股沟腺炎、极度口渴、谵语、身上有斑点、体内有撕裂感,出现了这些症状后……想到这里,里厄医生回忆起一句话,就是他在手册里罗列症状后,写下的一句话:“脉搏变得细弱,身子稍微一动就突然断气了。”不错,出现了这些症状后,人的性命如同悬丝,而四分之三的病人——这个数字一点没错——都耐不住要做这难以观察的动作,结果一命呜呼。医生一直在凭窗眺望。窗外春光明媚,而室内还回荡着“鼠疫”两字的声音。这一个词不但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带有一连串特别的景象,它们和这里的情调很不谐调:这座灰黄色的城市,这时还不太热闹,只能说是嘈杂,还算不上喧哗;它的气氛既欢乐,又忧郁——如果这二者可以并存的话,但总的来说,则是欢乐的。那样安宁无争的平静环境颇容易使人忘却以往的灾情旧景:雅典受鼠疫袭击时连鸟儿都飞得无影无踪;中国受灾的城市里尽是默不作声的垂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把血淋淋的尸体堆人洞穴里;普罗旺斯省为了阻挡鼠疫的狂视而筑起了高墙;雅法①城里丑恶的乞丐;君十坦丁堡的医院里,硬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床铺;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景象;黑死病猖撅时到处都是戴口罩的医生,就像过着狂欢节一样;米兰墓地里成堆的尚未断气的人;惊恐的伦敦城里一车车的死尸,以及日日夜夜、四处不停地传来的呼号声。不,这一切还不足以打破这一天的宁静。窗外忽然传来一辆瞧不见的电车的丁当声,一刹那驱走了残忍和痛苦的想象。只有在星罗棋布的简陋屋子那边的大海,才是世界上骚动不安、永无宁日的见证。里厄医生一边望着海湾,一边想起卢克莱修②所描述的、雅典人染上疫病后准备焚尸而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晚上运来了尸体,但是柴堆上的位置已经不够,为了争夺安放自己亲人的尸体的位置,活人举起火把,相互厮打,宁愿头破血流,也不肯抛掉亲人的尸体。这种情景可以想象:燃烧着的柴堆在死气沉沉的水边发出熊熊的火光,在火把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冉冉升向黑夜的长空。人们就怕……——①今以色列港口。②卢克莱修:即TitusLucretiusCarus,古罗马拉丁诗人。但是,理智驱走了这种荒诞的想象。不错,“鼠疫”两字已被提出来了;不错,就在这个时刻里,疫病已使一两个人罹难。可是没有关系,有办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请,然后驱除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样鼠疫就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疫病并不是凭想象就会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不正确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这极有可能——那当然最好,否则的话,我们也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办法来制伏它。医生打开窗户,外面的声音一下子传了进来。隔壁工厂里的锯木机发出老是不变的急促的呼啸声。里厄振作起精神来。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而其他一切都不过是系于毫发之上,一个难以察觉的动作就能断送掉它们。不能纠缠在这些上面。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

瘟疫曾经是一个离我们多么遥远的词,无人能够预想到,它竟落在了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头上。在经历了SARS的灾难以后,现在来读《鼠疫》,我们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加缪的这部名作描写了一场鼠疫的全过程,时间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地点是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市。事实上,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并没有发生鼠疫,所以加缪描写的是一场虚构的鼠疫。一般认为,这是一部寓言性小说,鼠疫控制下的奥兰是喻指法西斯占领下的法国。然而,加缪对瘟疫的描写具有如此惊人的准确性,以至于我们禁不住要把它当作一种纪实来读。一开始是鼠疫的先兆,屋子里和街上不断发现死老鼠,第一个人死于怪病,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逐日增多。某一位医生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鼠疫”这个词,其他人亦心存疑虑,但不敢承认。疫情迅速蔓延,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府怕惊动舆论,封锁消息。终于到了封锁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监控,隔离,直至封城。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背靠背,怀着戒心疏远自己的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疑神疑鬼。人们的心态由侥幸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鼠疫本身终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全市如同放长假一样,日常工作停止,人们惟一可做的事情是收听和谈论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祈求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等待瘟疫出现平息的迹象。商人乘机牟利,咖啡馆贴出“酒能杀菌”的广告招徕顾客,投机商高价出售短缺的物品,出版商大量印售占星术史料中的或临时杜撰的有关瘟疫的各种预言……凡此种种现象,我们现在读到都不觉得陌生了,至少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加以想像了。然而,如果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就未免太停留在了它的表面。我们不该忘记,对于加缪来说,鼠疫的确只是一个象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种大规模的祸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区、民族、国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类,瘟疫、灾荒、战争、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等等都可算在内。问题是当这类祸害降临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加缪通过他笔下主人公们的行为向我们说明,惟一的选择是站在受害者一边与祸害作斗争。一边是鼠疫,另一边是受害者,阵线截然分明,没有人可以做一个旁观者。医生逃离岗位,病患拒绝隔离,都意味着站到了鼠疫一边。这个道理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简单。在这个时候,需要的只是一种最单纯的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正义感。灾难是没有戏剧性可言的,所以加缪唾弃面对灾难的一切浪漫主义姿态。本书主角里厄医生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救治病人,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与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壮举都无关,而只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在法西斯占领期间,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加缪成了抵抗运动的干将。战后,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抵抗运动,他的回答同样简单:“因为我不能站在集中营一边。”面对共同祸害时所做选择的理由是简单的,但人性经受的考验却并不简单。这是一个令加缪烦恼的问题,它构成了《鼠疫》的更深一层内涵。从封城那一天起,奥兰的市民们实际上开始过一种流放生活了,不过这是流放在自己的家中。在那些封城前有亲人外出的人身上,这种流放感更为强烈,他们失去了与亲人团聚的自由。在瘟神笼罩下,所有留在城里的人只有集体的遭遇,个人的命运不复存在。共同的厄运如此强大,以至于个人的爱情、思念、痛苦都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人们被迫像没有个人情感那样地行事。久而久之,一切个性的东西都失去了语言,人们不复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希望,只活在当前的现实之中。譬如说,那些与亲人别离的人开始用对待疫情统计数字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境况了,别离的痛苦已经消解在公共的不幸之中。这就是说,人们习惯了瘟疫的境况。加缪认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习惯于绝望的处境是比绝望的处境本身更大的不幸。不过,只要身处祸害之中,我们也许找不到办法来摆脱这种不幸。与任何共同祸害的斗争都具有战争的性质,牺牲个性是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们为此欢欣鼓舞,他们庆幸噩梦终于消逝,被鼠疫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业余时间浪费在赌牌、泡咖啡馆和闲聊上了。这是现代人的标准生活方式。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吗?人们经历了鼠疫却没有任何变化吗?加缪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过就是生活罢了。”如果我们不把鼠疫仅仅看做一场噩梦和一个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的一种经历,也许就会获得某些重要的启示。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人类生活中,祸害始终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为了不让它们蔓延开来,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这不也正是这次SARS之灾给予我们的教训吗?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20035

  “鼠疫”这个词第一次被提出来了。写到这里,暂时不提留在窗后的贝尔纳·里厄,让笔者谈一下医生心里产生疑虑和感到惊异的道理,因为这也是大多数市民的反应,虽然程度各有不同c本来,天灾人祸是人间常事,然而一旦落到头上,人们就难以相信是真的。世上有过鼠疫的次数和发生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而在鼠疫和战争面前,人们总是同样的不知所措。里厄医生也和我们这些市民一样,一点也没有准备,因此,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犹豫不定,也应该理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既是担忧又有信心的矛盾心理。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人们说:“仗是打不长的,真是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确是太愚蠢了,但却也不会因此而很快结束。蠢事总是不会绝迹的,假如人们能不专为自己着想,那就会明白的。在这个问题上,市民们和大家一样,他们专为自己着想,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人道主义者:不相信天灾的。天灾是由不得人的,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失的噩梦。然而噩梦并不一定消失,在噩梦接连的过程里,倒是人自己消失了,而且最先消失的是那些人道主义者,因为他们未曾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里的市民所犯的过错,并不比别处的人更多些,只不过是他们忘了应该虚心一些罢了,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依然干自己的行当,做出门的准备和发表议论。他们怎么会想到那使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的鼠疫呢?他们满以为可以自由自在,但是一旦祸从天降,那就谁也不得自由了。

  不久以前,一些散居各处的病人,没有什么预兆而死于鼠疫。里厄医生甚至在他的朋友面前确认这些情况后,还不认为真有危险。只是因为做了医生,对于病痛有他自己的认识,想象也就丰富一些。医生从窗口眺望这座尚未变样的城市,面对令人疑虑的未来,他所感到的还仅仅是一阵轻微的不安。他竭力回忆自己关于这种疾病所知的情况。数字从他的脑海里浮现了出来,他心想,在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来次大鼠疫中,竟死了将近一亿人。可是一亿人死亡又算得了什么?对打过仗的人来说,死人这件事已不怎么令人在意了。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医生想起在君土坦丁堡的鼠疫中,据普罗科匹厄斯①的记载,一天之内死去一万人。一万个死者相当于一座大型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是完全比拟得当的。把走出五座电影院的观众集合在一起,带领到市里的广场上,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这就能看得更清楚些。在这无名死尸堆上,至少可以安上几个熟识的面孔,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况且谁认得一万张面孔呢?其实像普罗科匹厄斯那样的人是不会计数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七十年前于广州,在疫情蔓及居民以前,就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不过在1871年人们尚无计算老鼠的方法,只是个大概的数字,显然会有误算的地方。然而一只老鼠如果身长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一只只连接起来,就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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